23　隆中對(4)

　　四、《隆中對》賞析（姜濤）

　　東漢末年，宦官專權(quán)，朝政腐敗，政治黑暗，民不聊生，階級矛盾和統(tǒng)治階級內(nèi)部矛盾都極為尖銳，終于在公元184年爆發(fā)了全國規(guī)模的黃巾農(nóng)民大起義。在東漢統(tǒng)治階級調(diào)兵遣將，分路鎮(zhèn)壓農(nóng)民起義的同時，地方官吏和地方豪紳，借鎮(zhèn)壓農(nóng)民起義之機各自招兵買馬，擴充勢力，割據(jù)一方，這就形成了長達十年之久的軍閥混戰(zhàn)。曹操和孫權(quán)在鎮(zhèn)壓農(nóng)民起義，削平割據(jù)勢力的過程中，分別統(tǒng)一了中國的北部和東南部。而劉備則先后依附于公孫瓚、陶謙、曹操和袁紹，后來又到荊州投靠劉表。到處流落，一籌莫展。

　　《隆中對》的故事，發(fā)生在建安十二年（公元207年）十月。這時軍閥混戰(zhàn)雖然尚未停息，但曹操和孫權(quán)獨霸一方的大勢已定，二分天下的局面已基本形成。對此，念念不忘“興復漢室”，而且頗有爭霸諸侯，統(tǒng)一中國之雄心的劉備，當然不能善罷甘休。于是他便積極搜羅人才，以期共濟大事�！堵≈袑Α肪褪菍憚�備前去拜訪諸葛亮，請諸葛亮出山為他出謀劃策。文章通過隆中對策，給讀者塑造了諸葛亮這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形象。他善于審時度勢，觀察分析形勢，善于透過現(xiàn)狀，掌握全局，并能高瞻遠矚，推知未來。作者對諸葛亮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，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。文章開頭寫他“躬耕隴畝，好為《梁父吟》”，就頗耐尋味。“躬耕隴畝”，并不是簡單地寫他親自耕作，而是著重說明他隱居于田野。于此讀者可以想到，一個負有卓越才識的人而隱居不仕，必有重重憂事在心。而“好為《梁父吟》”，就正含蓄地揭示了這個問題�！读焊敢鳌罚�是古歌曲，是一首流傳在齊魯之間的感慨時事，憂傷戰(zhàn)亂的歌曲。諸葛亮吟誦這首歌曲，在于借古抒懷，以表達他感傷亂世的思想感情和對軍閥混戰(zhàn)的不滿。作者用一“好”字，說明他并非偶爾一吟，可見其感慨之深。“身長八尺”，是外貌描寫。但從這堂堂儀表的外貌描寫里，不僅為了顯示人物的魁偉英俊，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內(nèi)心世界。所以作者接著寫他“每自比于管仲、樂毅”，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蕓蕓眾生。管仲，是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“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成就霸業(yè)的顯赫一時的豪杰。樂毅，是戰(zhàn)國時期燕昭王的國相，曾率五國之師伐齊，拿下齊國七十余城，迫使齊王狼狽出奔的英雄。諸葛亮“自比于”他們，說明他和他們一樣胸懷大志，決非庸人一流。對諸葛亮的自許，客觀上也有不同的反響，對此作者也著意作了交代。“時人莫之許也。惟博陵崔州平、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，謂為信然”。這里說的“時人”，自然是指當時社會上的一般人。他們“莫之許”，并不說明他才能低下，平生無大志，恰恰說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，說明他不是那種夸夸其談，鋒芒畢露的人，而是一個聲聞不彰，謹慎從事的人。因而不被“時人”真切了解，那是很自然的事。至于了解他的，與他“友善”的崔州平和徐庶，則完全承認諸葛亮的自許是符合實際的，決非妄自尊大。接著寫徐庶向劉備推薦他，更見出他的神采非凡。徐庶說：“諸葛孔明者，臥龍也，將軍豈愿見之乎？”他用“臥龍”一語，對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評價。在封建時代，“龍”是被神化了的四靈之長，用“龍”來比喻諸葛亮，在當時可算是最高不過的評價了。然而又用一個“臥”字，說明他雖有卓絕的才干，卻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這又與文章的首句“亮躬耕隴畝，好為《梁父吟》”作了有機地呼應。“思賢若渴”的劉備聽得有這樣一個“臥龍”式的人物，自然是求之心切了。于是便脫口說出“與君俱來”�？墒撬�并不了解諸葛亮決不奉迎以求聞達的為人，所以徐庶接著說：“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也。將軍宜枉駕顧之。”這不僅把諸葛亮那種決不屈身俯就的品質(zhì)和至高無上的尊嚴寫了出來，而且也為劉備屈身親往隆中求見諸葛亮作了鋪墊，制造了氣氛。劉備屈駕求見諸葛亮，“凡三往，乃見。”這既是對劉備是否真誠求賢下士的觀察和考驗，同時也是對諸葛亮自許甚高，決不輕易結(jié)交出仕的再次揭示。劉備“凡三往”求見諸葛亮，這就完全可以證明劉備的求賢下士是出自真心誠意，諸葛亮這才同他相見。劉備“三往”，旨在討計問策，以成就大業(yè)。問策之前，劉備先“屏”去左右人等，這就進一步說明，他們雖然只是初次相見，但決非一般的往來酬酢，弄得如此機密，想必有大事相商。事實也正是這樣。劉備“屏”去左右之后，首先從“漢室傾頹，奸臣竊命，主上蒙塵”的天下政治形勢說起，表露他對漢室江山傾頹，皇帝遭到挾持的深切憂傷，以及對奸臣（主要指曹操）竊取政柄的強烈不滿。接著又以十分謙遜的口吻和堅定的態(tài)度述說了自己“興漢除奸”，“欲信大義于天下”的平生抱負。最后誠摯懇切地提出咨詢，向諸葛亮求教，從而引出諸葛亮的對策。諸葛亮對策，是本文的重點，也是集中刻畫諸葛亮這個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形象的重點。從文章的層次看，又分三層意思。

　　第一層，從“自董卓以來，豪杰并起”至“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”。先從形勢分析入手，指出“自董卓以來，豪杰并起，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(shù)”。但在長期的割據(jù)混戰(zhàn)中，許多軍閥都相繼失敗了，而今只有既成集團勢力的曹操和孫權(quán)，但是又“不可爭”與“不可圖”。為什么不能與他們“爭”和“圖”呢？就曹操來說，從過去看，“曹操比于袁紹，則名微而眾寡”，但經(jīng)過官渡一戰(zhàn)，曹操卻打敗了袁紹。曹操之所以轉(zhuǎn)弱為強，不僅是時機有利，而且也是“人謀”得當。這里所說的“人謀”，包括用人和用計兩個方面。在用人上，曹操能夠使用像郭嘉、荀、許攸等足智多謀的人才；在用計上，能夠針對袁紹不恤內(nèi)政，不能用人等情況，作出正確的決策。從現(xiàn)在來看，“今操已擁百萬之眾，挾天子以令諸侯”。不僅軍隊實力空前強大，并且挾持了漢獻帝，打著堂堂正正的旗號，來號令天下了。對這樣的勁敵，暫時是“不可與爭鋒”較量的。再就孫權(quán)來說，“孫權(quán)據(jù)有江東”，從孫堅到孫權(quán)“已歷三世”，有牢固的統(tǒng)治根基，國勢險要，人民歸附，又有張昭、周瑜、魯肅、程普等賢能之士為之效力，這是難以動搖的。因此，只能同他結(jié)成同盟，而不能去打他的主意。中原的曹操既“不可與爭”，江東的孫權(quán)又“不可圖”，到底該怎么辦呢？

　　第二層，從“荊州北據(jù)漢、沔，利盡南海”至“智能之士思得明君”。就“可爭”和“可圖”的荊益兩州加以陳述剖析。從荊州來看，北邊有漢水和沔水之利，南邊直到南海，可取得資財。東邊和浙江相接，西邊直通巴蜀，地處東西南北要沖，“此用武之國”，是兵家必爭之地，戰(zhàn)略地位十分重要，據(jù)此即可控制吳、魏，保住巴蜀。況且對荊州取而代之也是完全可能的。荊州的統(tǒng)治者劉表昏庸無能，既不懂軍事，又不能知人善用。對此，投奔劉表長達七年之久的劉備是深為了解的。荊州雖然是戰(zhàn)略要地，但易攻難守，因此只能作為外圍，不宜作為建立政權(quán)的基地。所以諸葛亮又進而談到益州。從益州來看，地勢險要，土地廣闊，物產(chǎn)富饒，當年漢高祖劉邦就是憑借這個地方的有利條件，建立了帝業(yè)。言外之意，益州同樣可以作為建立蜀漢大業(yè)的基地。而且就目前來看，益州同荊州一樣，也是“其主不能守”的情勢。劉璋身為益州刺史，但同劉表一樣昏庸無能，在北邊占據(jù)漢中的張魯，時刻都在威脅著他。益州、漢中雖然“民殷國富”，但他們都不體恤百姓，所以那些“智能之士”，都“思得明君”，也同樣可以取而代之。既然荊益二州具備地利、人和的條件，那么劉備能否據(jù)為己有，以及據(jù)為己有之后又該怎么辦呢？

　　第三層，從“將軍既帝室之胄”至“漢室可興矣”，說明劉備完全具備取得荊益二州的條件，并進而申明取得荊益二州之后應采取的措施及其前景。“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于天下”。這是說劉備作為皇帝的后代，起而發(fā)難，是名正言順的正義之舉，是有足夠的聲望和號召力的。再加上“總攬英雄，思賢若渴”的美德，就一定能夠上下團結(jié)一致，取得荊益二州。等到“跨有荊、益”，就要“保其巖阻”。“保其巖阻”，是就軍事方面說的，它包含著堅守陣地，蓄積力量，作好準備，待機而動等內(nèi)容。要保住這塊基地，還必須對西南少數(shù)民族做好“和”好和安“撫”工作，以鞏固后方，解除北伐中原時的后顧之憂。在對外政策上，要“結(jié)好孫權(quán)”，采取聯(lián)孫抗曹的政策；在內(nèi)政上，要“修”，也就是要修明政治，這包含抑制豪強，施行耕戰(zhàn)，舉賢任能等一系列措施，以革除劉璋的弊政。這些對內(nèi)對外政策，倘能付諸實行，力量就會不斷壯大，政權(quán)就會得以鞏固，自然就能對付曹操這個勁敵了。然而曹操畢竟勢力強大，要想消滅他，也決非輕而易舉之事，因而又不可魯莽從事。要待“天下有變”，也就是要等待曹操集團內(nèi)部發(fā)生變亂或?qū)ν獍l(fā)動戰(zhàn)爭，這時即可乘虛而入，分兵北進，沿著兩條軍事路線，發(fā)動鉗形攻勢。一條是“將荊州之軍”向宛、洛挺進，直搗敵人的心臟洛陽；一條是“將軍率益州之眾，以出秦川”，攻其首腦長安。如能照此辦理，就會受到百姓的擁護，那么成就“霸業(yè)”，“興復漢室”，統(tǒng)一中國的目的即可達到。劉備聽了這番對策，極口稱善，并“與亮情好日密”。這說明他對諸葛亮的高明對策如獲至寶，是欣然接受的。文章的末段，寫隆中對策后的反響。從關羽和張飛等人的“不悅”，又可看出劉備對諸葛亮器重的程度，以及諸葛亮在劉備心目中的地位。特別是他對關羽和張飛等人的勸阻和解釋說：“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。愿君勿復言。”就更加生動形象地說明他們之間的親密關系，同時也說明諸葛亮智識的卓絕，以及在成就蜀漢大業(yè)中將要起到的巨大作用。

　　本文就是沿著如上的故事情節(jié)來塑造諸葛亮這個人物形象的。諸葛亮在對策中，為劉備成就蜀漢大業(yè)規(guī)劃了一條明確而又完整的內(nèi)政、外交政策和軍事路線，相當周詳?shù)孛枥L出了一個魏、蜀、吳鼎足三分之勢的藍圖。這個藍圖，是建立在對現(xiàn)實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的。劉備后來就是基本上按照這個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漢政權(quán)，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。歷史的實踐雄辯地證明，諸葛亮的預見非常英明。只是由于劉備、關羽曾一度沒有堅定地執(zhí)行聯(lián)孫抗曹的外交政策，結(jié)果遭到了孫、曹兩面的夾攻，而失去了荊州。特別是吳、蜀彝陵一戰(zhàn)，西蜀元氣大傷，再加上劉備和諸葛亮相繼死去，后主劉禪昏庸無能，西蜀每況愈下，致使諸葛亮“興復漢室”，統(tǒng)一中國的規(guī)劃完全落空。

　　諸葛亮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，不僅表現(xiàn)在他為建立蜀漢政權(quán)，統(tǒng)一中國制定了一套切實可行的政治方案，而且也表現(xiàn)在他深知治國之本。他分析政治形勢，除考慮到地理環(huán)境、經(jīng)濟條件和軍事實力而外，還特別突出地強調(diào)恤民和用賢兩事。他在論述東吳“不可圖”時，指出“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為之用”；論述益州“可圖”時，指出益州、漢中“民殷國富”而其主劉璋、張魯“不知存恤”，致使“賢能之士思得明君”。他把能否取得政權(quán)和鞏固政權(quán)，從是否恤民和舉賢著眼，這就更加顯示了一個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卓見。

　　諸葛亮的崇高智慧和科學預見，并非天性而來，而是建筑在對現(xiàn)實的深入觀察和了解，對形勢的科學分析和對歷史經(jīng)驗總結(jié)基礎之上的。

　　從寫作上看，本文的層次極為清晰，結(jié)構(gòu)十分謹嚴。作者自始至終圍繞著諸葛亮對策這個中心思想，圍繞著諸葛亮這個人物形象進行敘寫議論。作者先寫“隆中對”前，次寫“隆中對”時，后寫“隆中對”后，結(jié)構(gòu)布局一目了然。寫“隆中對”前，采用了正面敘述的方法，寫出了人物的生活、思想、交游及其社會聲譽，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諸葛亮其人的與眾不同。繼而又從側(cè)面加以敘寫，通過徐庶的薦舉和劉備的屈駕“三往”，進而襯托出諸葛亮的才質(zhì)非凡。這就為諸葛亮對策作了鋪墊，制造了氣氛。先有劉備之請，而后有諸葛亮之對，自然是順理成章。如果說隆中對前，是通過作者的敘述和他人的反響來突出諸葛亮的高明的話，那么隆中對時，則是讓人物自己登場現(xiàn)身說法，進行具體論述，從而更雄辯地展示人物的高明�；�于諸葛亮對天下形勢深刻觀察和科學分析，把自己的對策作了有條不紊地論述。如前所述，他先論“不可爭”與“不可圖”，次論“可爭”與“可圖”，最后寫“爭”與“圖”的具體步驟和規(guī)劃，沿著事物本身發(fā)展的規(guī)律，由近及遠，層層遞進地闡述了自己的見解，這樣寫來，既精辟地論述了當前形勢，又推斷了將來的發(fā)展趨勢。在論及建立根據(jù)地時，什么地方適宜，什么地方不適宜；什么地方先“圖”，什么地方后“圖”，談得一清二楚。在論及統(tǒng)一大業(yè)時，先談對內(nèi)、對外等多方面的準備，后談如何進攻，思路也十分清晰。而文中所寫隆中對后的反響，不論是對人物形象的刻畫，還是從文章的結(jié)構(gòu)來看，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。

　　本文語言的概括精練，也達到了相當完美的高度。諸如寫“亮躬耕隴畝，好為《梁父吟》。身長八尺，每自比于管仲、樂毅。”僅僅用22個字，就把諸葛亮的生活狀況、思想狀貌、體軀外貌以及生平抱負勾畫出來。再如諸葛亮對策后寫劉備的反響，只用一個“善”字，就把劉備對諸葛亮的高度評價和他此時此刻的心境寫了出來。而當關、張“不悅”時，劉備僅用“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”這個通俗易懂的比喻，生動形象地道盡了他們之間不可分割的親密關系。而其中似盡未盡的深刻內(nèi)容，留待讀者去尋思玩味。再就全文來看，篇幅也極為有限，然而卻能把對策及其前前后后寫得那么廣闊，分析得那么透辟，論述得那么周詳，也是難能可貴的。足見本文言簡而意賅，文省而深刻的特色�！度龂�志》被時人譽為“善敘事，有良史之才”，于此可見一斑。

　�。ㄟx自《古代散文名作欣賞》，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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